红七军在韶关革命活动论略

粤北韶关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邓小平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韶关战斗过，留下了他们的革命足迹。其中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并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邓小平等带领的红七军经过韶关。在韶关历时20余天，经历了梅花血战与抢渡武江等重要战斗，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最终抵达了中央根据地，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其英勇无畏、不惧牺牲的革命精神是韶关红色文化的重要部分，值得韶关人民敬仰与纪念。

一、从广西到韶关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大肆屠杀共产党人，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参加起义的工人转入广西右江地区，与农民结合进行游击战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共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各派矛盾激化、战争纷起之机，派遣领导干部进入革命形势有利的广西，其中有邓斌（即邓小平）、龚鹤村、陈豪人、张云逸、李谦等，他们在广西上层和下层同时进行革命工作，成立了由邓小平担任书记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就绪后，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的1929年12月11日，发动了百色起义，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次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等领导龙州起义，创建了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不久红八军遭敌袭击而失败，余部转移到右江编入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西南边陲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根据地，覆盖20多个县，拥有人口100多万，是当时全国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百色起义后，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进行了土地革命。1930年4月，邓小平、韦拔群等起义领导人在东兰开展土地革命试点工作，制订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通过右江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布，在根据地各县实施。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田地，积极投身革命，参加红军和赤卫队，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

特征点的提取与匹配作为三维重构当中的第一步，大量的正确的特征点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尤为重要。经过图像分割之后的目标图像只能通过物体自己本身的特征点来进行特征点的提取与匹配，在这种情形下，普遍所用的根据SIFT特征点来进行特征点的提取与匹配往往已经满足不了目标图像分割后图像。

百色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当地的桂系军阀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镇压和围剿。红八军与左江根据地很快失败，敌人集中进攻右江根据地。红七军战士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保卫苏区的英勇斗争。如在隆安，红七军与敌人激战五昼夜，大挫敌锐气；在恩隆，红七军与敌激战迫使其回撤。红七军转战于东兰、凤山、河池一带，并曾攻下贵州三大城市之一的古州，经济和弹药得到了大量补给。这说明红七军并非没有立足根据地的可能。

百色位于广西西部，与韶关直线相距两千余里，二者之间是国民党白色统治区。当时韶关地区虽有革命活动，但没有建立起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如果左右江根革命据地不犯大的错误，执行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正确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可能不会丢失，那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包括邓小平当时似乎就不会与韶关有直接关联。但其时二者之间已有联系。在邓小平之前被党组织派往广西从事革命工作的龚鹤村就是韶关乐昌人。龚鹤村，1901年出生于韶关乐昌长来镇，早年在广州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即追随孙中山革命，投入粤军并曾接受军校教育。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发动和领导北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韶关驻留期间又成为朱德的部下，井冈山会师后到井冈山根据地工作，进入红四军领导层，龚鹤村既有比较丰富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经历与经验，又对毛泽东、朱德的红军建军思想很熟悉，因此在政治、军事、农民运动等方面对左右江根据地的建设和红七军的建军都有很大帮助。百色起义胜利后，庆祝起义胜利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会议即由龚鹤村主持。百色起义后，红七军的军部设于百色粤东会馆，这也是其与广东的关联。

战斗打响后，才发现情报有误，敌军不是一个团而是三个团（据参战的红七军干部莫文骅回忆“对敌情了解不确实，总以为是一个团，其实是四个团”［3］84）。除粤军邓辉团外，另有湖南的唐伯寅团和陈龙团队也从坪石方向过来。敌军占据人数和武器优势，轮番进攻，战斗异常惨烈，政委邓小平亲临五十八团指挥，红军将士奋勇杀敌，先后打退了敌军七次进攻。

但是，百色地区地处西南边陲，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加之新桂系在广西统治的巩固，红七军及根据地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极大困难。更重要的是当时由李立三领导的党中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特派中共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前往广西指导工作，将“左”倾冒险主义带到了红七军。1930年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前委会，邓拔奇报告了6月11日政治局的决议。红七军前委决定：红七军由四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师，韦拔群率领第二十一师留在右江地区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十九、二十两个师北上向河池方向行动，决定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邓拔奇）的阅兵礼以鼓舞士气，并召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10月初，红七军主力七千余人在总指挥李明瑞、总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参谋长龚鹤村的带领下到达桂黔边界的河池。11月7日，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全军党员代表大会，接受立三路线，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1］45但会议也做了变通，决定先取桂林而不是先下柳州，因为攻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攻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此后，红七军一路向东，一路攻坚，也一路遭遇挫折。从河池出发攻长安失利，再攻武冈失败，仅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至三四千人，红七军意识到已不可能进攻柳州、桂林了，决定到湘南立足，建立小北江革命根据地。部队由全州出道州，到达桂湘粤三省交界的桂岭。鉴于减员严重，将部队缩编为两个团，为提振士气，以主要领导兼任团长，原十九师缩编为五十五团，龚鹤村兼任团长，邓小平兼任政委；原二十师缩编为五十八团，总指挥李明瑞兼任团长。原来团长皆任营长，营长任连长，充实了干部队伍，提高了战斗力。

桂岭修整四天后，红七军向粤北连州进发。红七军正式进入了韶关地区。

二、战斗在韶关

连州今属清远市辖，但清远直到1988年才设置为地级市，此前清远多数地区包括连州等都属韶关管辖。

1931年1月，红七军进入连州的东陂圩。部队在此讨论是否攻打连州，经权衡利弊，最后接受龚鹤村的建议，到北江湘南宜章一带立足。龚鹤村曾在该地战斗过，有一定群众基础，且该地多险要山地。

五十八团第二营教导队长、黄埔军校一期生冯达飞（缩编前为五十八团团长）随军回到了故乡东陂。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宣传和欺骗，红七军进入东陂时，当地老百姓几乎逃避一空，连冯达飞的妻子也不知去向。为取得百姓支持，解决部队筹饷问题，冯达飞利用乡亲身份，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取得了乡亲们的信任，星子镇商会的丁会长还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送了千余大洋和十多头肥猪到军部慰问。红七军到达连州后并未决心攻城，仅有小的战斗，但不到五分钟即死伤二十余人。武冈的教训在前，红七军没有再攻，只在连州外城停留筹款。由于卓有成效的群众动员工作，加之敌人放火烧街时，红军奋勇救火，红军声誉大大提高，感动了群众，“市民们感激地抬着十几头烧猪到军部慰劳亲人；连州商会答应筹集的四万大洋也如数送来。此外，部队还筹集到千多包大米、百多头生猪以及布匹、药材等物资，军需得到了较好的补充，筹饷的目的已经达到。”［2］有些连州热血青年还加入了红军，冯达飞护送一批红军伤病员到双喜山基督教会的惠民医院，医务人员因误信谣言都逃走了，但牧师梁日新和礼拜堂主任黄师度收留了伤病员。他们请来了退职军医陈义池负责医治，在几位教友的协助下，几十名轻伤病员很快治愈归队，另有几十名重伤病员则留了下来，躲过了国民党的杀害，陆续康复后转道回到了部队。

在连州期间，红七军还联系上了潜伏在当地的地下党组织，赠送给了他们20余支步枪，延续和扩大了革命火种。为避免在去北江的大路上遭遇敌军，红七军预想经过乳源大山，便与附近山中的土匪代表进行联系，同时想派人打入土匪内部，但因时间短，土匪心多疑忌，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尽管如此，红七军初入粤北连州，相对顺利并颇有收获。

这时传来粤军邓辉一团要来援连州的消息，红七军在一山地布好阵势，决定消灭该团。在山地驻三日，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休整兵力，后来又得报告说并无敌人前来，故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埠到北江。

1931年1月30日，红七军经过宜章的岩泉抵达乳源的梅花圩（今属乐昌市）。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盆地，有两三百家居民，有利于部队休整，但想不到却在这里与敌军遭遇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

图4显示的是工况三时满载地铁车厢截面半个周期的风速分布云图，该云图与图3无太大区别，最大风速位置出现在幅流风机出风口，约为2.8 m/s，截面平均风速为0.51 m/s，符合人体舒适性要求。

从表3中可以看出，惠州港防台期间走锚船舶中既有一般散杂船，也有危险品运输船舶。由于在港防台船舶数量多，种类全，锚泊安全间距不足，船舶一旦发生走锚、碰撞险情，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海域污染事故，防台安全形势严峻。

1.为了最大程度、最及时传递信息、政府应当加强对在巴企业的保护力度，通过对在巴中方企业数量、地点、项目类别、人员等具体情况登记核实，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通知。同时发挥好中方在巴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作用，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发挥好政府的情报搜集优势。2.在巴企业之间建立日常的联系机制，由于企业一般处于恐怖主义危险的最前线，通常周边环境较为复杂，但同时也可以发现、搜集到最新的情报信息，有了这种机制，在巴中方企业就可以相互交流知会，提前最好准备，扩大了防范的力量。不仅应该加强中方企业间的情报联系，也应该加强与当地企业的情报融合，企业间共同抵制，效果会更好。

“生活如同一朵玫瑰，每片花瓣代表一个梦想，每根花刺昭示着一种现实”。法国作家缪塞这样说到，现实如刺，难免使人沉沦，但总有一种东西支撑我们在布满荆棘的现实中砥砺前行。那或许就是梦想，一颗夜空中最闪亮的启明星，让我们在人生的夜幕下不再踽踽独行。

“师傅型”教师的职业素养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即教师岗位应具有的职业素养、培养学徒过程中应具有的职业素养和从事专业领域岗位的职业素养。只有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师傅，才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促使学徒自我内化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习惯。

张云逸军长率领未能渡河的部队于当晚退到了半岗岭瑶寨，由瑶族同胞邓安德引导通过瑶山哨口，到达大洞住宿，次日重返大坪村。7日在我地下党的帮助下，部队到达水口渡头，用一只船将部队全部渡过了武江，进入了湖南。

到梅花之初，按原计划在当地创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几天内也有相当的成绩，并即刻武装了几十个农民，下发了60支枪。但良好的开局很快被来犯之敌无情打断了。2月3日得到情报说粤军邓辉一个团从星子方向追击而来。红七军认为敌人只有一个团，是消灭敌军的大好机会，于是决定布置阵地消灭该敌。指挥部设在梅花西北角的莲花庙，左翼为五十五团，右翼为五十八团，迎击邓辉团的进攻。

黄昏时分，李谦（缩编前师长）营长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动员：“坚持到天黑，就是胜利！”敌人也利用这一时刻，拼命发起第八次冲锋。李谦亲率一个排又把敌人压了下去，并乘胜追击逃敌。突然，一声冷枪把李营长打倒了。当战士们把他扶起时，他睁开双眼，手指敌方喊道：“不要管我，冲上去！”说完便昏迷过去了。

梅花一战如此惨烈，使邓小平无法忘怀，以至于60多年后他南巡广东时依然万分惋惜地说：“在梅花一仗中，牺牲了许多重要干部，比如李谦！”［5］和冯达飞一样，李谦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骁勇善战，是红七军的优秀党员和指挥员，他的牺牲使邓小平额外痛心。红七军张云逸军长在建国后也说：“李谦同志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助手。”［6］

夜幕降临，战斗停下来了。张云逸军长、邓小平政委都来到已护送到军指挥所的李谦同志身旁，抚摸他的前额，观察他的伤口。李谦苏醒过来，见到首长，吃力地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首长们亲切地说：“李谦同志，你们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任务完成得很好！”不久，这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忠诚的共产党员，便离开人间，献出宝贵的生命！［4］

下侏罗统八道湾组赋存A煤，主要分布于勘查区中东部，含≥0.3 m的煤层（线）21层，具有中部厚边部薄，由南东向北西逐渐变薄的趋势；中侏罗统西山窑组是区内主要含煤地层，B煤组煤层在全区均有分布，含≥0.3 m的煤层（线）65层，煤层层数具有中部多边部少，深部多浅部少的特征。

夜幕降临，经过五个小时的残酷恶战，红七军虽然歼敌一千多人，但自身也伤亡约七百人，重要干部李谦营长（原二十师师长）、章健营长（原五十五团团长）牺牲；团长龚鹤村（原红七军参谋长、十九师师长，后转香港疗伤）、营长袁振武（原五十九团团长）、营长李显、王展负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1］49“损失异常惨重！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梅花村的高山深谷”［3］83。

缺锰：番茄缺锰时，叶片脉间失绿，距主脉较远的地方先发黄，叶脉保持绿色。以后叶片上出现花斑，最后叶片变黄，很多情况下，先在黄斑出现前出现褐色小斑点。

梅花战斗失败后，红七军退入山中，前委决定放弃在粤北湘南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任命张翼为五十五团团长，冯达飞为五十八团团长，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以便在中央苏区休整。

退出战斗当晚，天上飞着雪花，部队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急速向乐昌方向前进，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到达了武江边的杨溪渡口，渡过武江就可能进入江西苏区，但面对又深又急的武江，却无法徒步过河。弯弯曲曲的河岸浅滩上只有两艘小船，这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渡河工具。总指挥李明瑞、政委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决定：“邓政委率领五十五团先渡，张军长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一旦发生敌情，前后掩护。”［3］8两只船一次顶多只能渡过二十来人，往返需要十几分钟。后面的辎重马匹和伤员病号陆续赶到，岸上挤满了等着渡河的人群。下午三点多，邓政委所率领的五十五团渡过河去，控制了滩头阵地，没有发现敌情。两个多小时后，五十八团的大部分武装也跟着渡过了江，只剩下张云逸军长带领的一个特务连（即警卫连）、两个步兵连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非战斗人员，共五、六百人尚待过河。正在这时，河那边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紧接着飞过来几颗炮弹。原来是粤军陈济棠派郭润华团从韶关乘汽车到达了武江边，邓小平指挥已渡河的五十五团与敌激战，掩护未过河的部队继续渡河。但敌军封锁了江心，邓小平令渡船返回通知张云逸军长停止渡河，相机前进。乐昌警卫队和韶关方向增援的敌军源源抵达，分三路向已过河红七军展开攻击。邓小平只得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退出战场，按原定计划向仁化、崇义方向前进。

敌军占领了河岸，并在岸边架炮准备炮击未过河的红七军，张云逸军长审时度势，命令部队后退三十里。至此红七军被敌截为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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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花血战和抢渡武江的战斗中，红七军得到了地下党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队退出梅花时，把四百多名伤病员（邓小平在《红七军工作报告》中说“伤病员不下二百”［1］49）交给中共梅花区特支负责人之的杨高林，由杨把伤病员秘密转移到大桥的铁龙头村。当时隆冬腊月，满天冰雪，伤病员们个个又饿又累，张金泮立即发动群众煮了六担蕃薯送给伤病员吃，又在当天下午宰了一头一百多斤重的大肥猪招待伤病员。两天后张云逸率领未过江的五十五团红军转到大桥横溪的下湾村，轻伤已能走动的三百多伤病员跟随张军长离开了铁龙头村，余下四十多名行走不便的重伤员继续留在铁龙头村隐蔽养伤。张金泮还请来岗头村的土医生陈光六给伤员疗伤。为了安全，张金泮将重伤员安排到曲潭山坳茅厂隐蔽。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护疗，农历三月初，大部分伤病员基本治好了，他们商量去江西寻找部队，经横溪群众指路，来到必背兰坑瑶寨找到赵志田。在兰坑瑶寨住了五天后，“由赵志田作向导，从兰坑到公坑——方阔——草田坪，绕出大瑶山，到桂头圩，从桂头圩渡武江，去江西跟随红七军大部队。”［7］

红七军于1931年1月16日进入粤北连州，2月6日红七军一分为二，李明瑞、邓小平率领大部渡过武江，经仁化县石塘、董塘、恩村，7日到达长江镇，次日进入江西崇义。同时，张云逸率领未来得及渡江的余部辗转从乐昌进入湖南。总红七军在粤北韶关经历的时间总计不过20余天，但对于红七军的命运来说，却影响深远。

三、从韶关到中央苏区

红七军自广西右江根据地出发，横跨广西、湖南、广东，到达中央根据地，红七军的“小长征”转战七千里［8］，也有说“ 9000里长征”［9］，由出发时的六、七千人，到江西时只剩二、三千人，人员折损过半，牺牲不可谓不大。这样重大的挫折，当然需要认真总结。

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到达江西崇义后即转道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于1931年4月29日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七军工作报告》。在报告中，邓小平简要叙述了红七军的战斗历程，并总结了工作中的十项主要错误，其中第一个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不注意发动群众，以至于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第二个错误是关于是否应该离开右江。邓小平认为红七军留在右江作用太小，而且给养困难，故应该离开右江，而且他认为出右江还太迟了。到江西是正确的，但应该一路发动群众，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对于在梅花一带建立小北江根据地，邓小平也认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梅花一带对湘粤影响固大，正因为如此，敌人之注意力亦大，敌必不惜一切来进攻，在红七军本身力量及群众未起来之际是无法占住的。当时红七军的需要实在应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会有梅花之损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该地工作的决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侦察不好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1］58其他错误还有如集中攻坚、轻敌、侦探工作太差、富农路线、坚决执行立三路线等。

作为当事人和主要领导，邓小平的总结当然有道理。红军如果缺乏群众的强力支持，是无法立足的。至于是否应该离开右江以及离开右江以后的方向，也许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于红七军来说，在左右江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壮大红军力量是最理想的状态。即使在左右江地区立足不稳，也可以利用西南地区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西南地方军阀割据矛盾尖锐的形势，在桂、黔、川、滇周边游击发展，建立根据地。如果成功，这将与湘鄂西根据地一样，也能成为此后中央红军长征的目的地，并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汇聚的一支有生力量。事实上，根据红七军前委安排，红军主力离开右江后，韦拔群带领第二十一师留在当地坚持战斗。虽然后来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相继牺牲，但党领导的滇黔桂边游击区克服了敌人无数次残酷“清剿”，坚持革命斗争，直至全面抗战才停止活动。这也说明滇黔桂地区并非不具备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的条件。

邓小平认为，红七军在梅花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是一个错误。这个反思无疑是正确的。梅花邻近联通湘粤的战略要地韶关，交通便利。当时粤汉铁路虽未全线贯通，但广州至韶关段、武昌至株洲段早已开通，株韶段也正在建设，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广东地方军阀，对韶关地区都倍加重视。从红七军到达韶关地区，国民党军队的迅速行动即可知一二。其实，即使红七军的目标是中央苏区，如果一路不作停留，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迅速到达江西苏区，也并非不可行，应该不至于遭受重大挫败。

红七军在韶关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挫，但同时也受到韶关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照顾，使红七军减少了损失，到达了预定目标江西苏区。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大部先期抵达崇义后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带领的红七军一部经韶关乐昌入湖南，转战宜章、资兴、汝城、桂东，6月进入江西，在永新红七军终于会合。1931年7月，红七军到达兴国，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归红三军团建制。1933年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编制，红七军番号取消。该部被缩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随三军团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编入中央红军系列后的红七军是否在韶关战斗过，恐怕难以分辨清楚。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原红七军中计共有19位将军，其中1位大将（张云逸，曾任红七军军长）、2位上将（韦国清，曾任红七军连长；李天佑，曾任红七军特务连连长）、4位中将和12位少将。他们的从军经历或多或少都与韶关有关。

红七军在粤北韶关的时间虽短，但他们听党指挥信念坚定的忠诚品质、迎难而上不畏艰险的牺牲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既体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为韶关注入和积淀了红色文化的气质与底蕴，这是韶关人民必须珍视与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至于邓小平，则确曾真正到过了韶关城。邓小平率军到达江西崇义正值春节，得到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消息，红七军召开前委会，同意邓小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布置好工作后，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赣南行委派一个交通员带领，步行几天经粤赣交界处的大庾岭，到了广东的南雄。南雄当时是我党的一个主要交通站，由一对李姓夫妇主持。邓小平在此住了一夜之后，由交通站派另一位广东的交通员，“带领步行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在广州的一个旅馆住了半天后，又由交通员代买了到香港和由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当晚由广州到香港，并很快再由香港坐船到了上海。一路平安。”［10］这是邓小平一生唯一一次进入韶关城。他率领的红七军在韶关地区经历了严重挫折，但同时也切身感受到了韶关人民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持及其伟大力量。

人们在阐释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时，往往并未将“传播”纳入其研究视野。论及传播与文化的关系，复旦大学殷晓蓉教授认为：“尽管地球上自有人类而言，传播就开始了，尽管传播与人俱来，尽管传播是如此重要——它是人之现实存在的运动方式，无传播即无所谓人类，亦无所谓人类文化，可是，人们对传播这种文化方式多少有些漠然，传播学的晚成和不够成熟，就是一个例证。”[3]

韶关这片热土洒满了革命先烈的鲜血，韶关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经辉煌过的韶关如今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为人民谋幸福、为韶关谋复兴，是对在韶关战斗过的红七军的所有革命先烈和前辈的最好纪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邓小平自述［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2］中共韶关市委党史办公室.工农红军在粤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M］.韶关：中共韶关市委党史办公室，1986：69.

［3］莫文骅.回忆红七军［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

［4］韶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韶关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红军战斗在韶关》专辑）［M］.韶关：韶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2007：180.

［5］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M］.北京：三联书店，2013：265.

［6］黄蔚林：叱咤风云贯长虹——红七军骁战李谦［EB/OL］.［2019-11-20］.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YMSJ/116301 5918K0FKA1I68I6H7FH325GG.html.

［7］乳源瑶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乳源党史资料第三期［M］//中共韶关市委党史办公室.工农红军在粤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韶关：中共韶关党史办公室，1986：83-84.

［8］覃汉旅.重温红七军“小长征”历史探讨红色文化价值内涵［J］.传承，2012（18）：94-96.

［9］苏宁 .红军飞将军冯达飞［J］.文史春秋，1997（5）：6-9.

［10］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戎马生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