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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的弹性与翻译的厚重轻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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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存在的局限性是古今中外许多智慧哲人的共识。黑格尔、维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家都论述过语言的缺陷。中国古代的老子有“道名”之论等哲学名篇,就语言的不充分性展开辩论举证
语言存在的局限性是古今中外许多智慧哲人的共识。黑格尔、维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家都论述过语言的缺陷。中国古代的老子有“道名”之论等哲学名篇,就语言的不充分性展开辩论举证,而有“此种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语,对语言的无能为力而惋惜慨叹。如果语言只有局限性,那么作为语言再表达之一种的翻译,注定只会越译越薄,越译越浅陋,越译越不值得译,因为译文总不如源文完备完美,译者大抵是会丧气的。好在语言不总漫乱无力,欠缺遗失,翻译也不总是那么微鄙粗劣,不堪卒读。在单一和苍白的一面之外,语言具有超越人之所想,激发富寓生机与活力的复杂丰富的内在特质。表达失欠与生发的双重作用赋予语言特有的弹性能力,进而使翻译能够在厚重轻浅的不同程度之间来回穿梭,获得灵活动能和别开生面的创新力量。凭此,译者便不至于颓丧不堪,而能以生花之妙译,开别有之洞天,使翻译在诸多言语事业中,获得艺术之神气。
一、失欠性与生发性并存
钱钟书在《管锥编》里论及语言的不充分特点,悉数征引古今中外名家言论,说明语言之局限实乃哲人之所共识——人类所思所想的深意,为语言所不可议。学界已有研究总结指出了语言的种种弱点,语言的不完备性包括“无能”和“谬误”两个方面:无能表现在有限的语言不够表达复杂的世界,能表达的又无法表达得精确,谬误表现为模糊、歧义、重复、矛盾等诸多失误之处[1]。人类的语言机制就像一张网,尽管可以将网格编制得更加细密以便网罗更多东西,但它终究无法捕获一切,因为它毕竟是一张网,总是留有孔隙的。语言的不完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然而,语言的使用并未导致人类思想限于局促偏狭。人类历史表明,语言的出现和使用不但促进了思想交流,而且激发了思维创新,推动了人类精神文明持续繁荣。
(3)麻沙泥田:分布在龙眠河沿岸,在长期的水耕熟化过程和潴育过程中,发育成淡棕灰色土体深厚的中壤,小块状结构,锈纹锈斑显著;根系和孔隙多,有机质含量较高。
钱钟书在阐发语言不充分性时说:“作者每病其(语言文字)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2]说明语言表达是有“欠”,也有“余”的。长久以来,人们总对语言之“欠”,抱怨责备甚多,却忽略了“余”的一面;或者只看到“余”没能等量传递思想的不完美之处,却没有认识到有价值的“余”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发展与开拓。例如,语言的模糊性可能是思维模糊性的反映[3],语言表达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原有想法中的问题,使意义逻辑更加明晰。使用语言书写或口述可比一味空想更促进和完善人的思考。这样的“余”是语言机制对人类思想的馈赠。“余”虽然走向另一个极端,未能使表达恰到好处,尽遂人愿,却构成了与“欠”相平衡的另一极,赋予语言表达充盈的内部张力和创意的无限可能。
在词不达意的不充分的特点之外,语言还具有另一个相反的功能,即将人脑海中的意义扩充化、丰富化的功能。语言越欠缺,越模糊,越不确定,恰恰越有价值,因为它不会味同嚼蜡,它可以激发思考,它是有生命的[4]。借用爱默生赞赏蒙田文笔的话来说,如果给这些文字切上一刀,就会有鲜血汨汨地流淌出来,他们是生动鲜活的。对于语言来说,生发性与失欠性同时存在,两者相互对立,却相辅相成,相互依存。黑格尔的运动辩证法认为,两级性对立是普遍自然律[5]。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内在矛盾的对立方面,这构成事物发展进步的动力。失欠的语言对现实本真多有颠覆和背离,但语言可以通过内嵌其中的生发性实现自洽,在两种相悖性质的作用下达到动态平衡。
对于语言如何限制了意义又创造了意义,生活中多有实例。例如,在公共场所常见“小心地滑”的标识牌,这四个字的字面内涵无法全面传递标语发起者所希望表达的意义。“小心地滑”四个字无法充分表达地滑的原因和时长,也无法明现提示者温馨善意的态度,意义表达受制于语言形态的局限性。在表达阶段,语言没能让人十分满意,但在理解的阶段,语言却打开了新的意义的可能。受众除了看到“小心地(dì)滑”,还可能看成“小心地(de)滑”,前者是动宾结构,标语发起者希望传递给受众的主要意义是当心不要滑倒。后者则是偏正结构,是语言发音规则下新意义的创生。地面很滑,所以提醒行人在滑的时候要轻点慢点(carefully slide),画面感很是强烈。与前一种理解的中规中矩、平淡普通相比,后一种理解思路角度新奇,不失为一个幽默风趣的阐释。公共标识本是谨严肃穆的,这样的解释给一本正经的严肃脸孔增添了一抹诙谐的亮色,标语的受众仿佛能从文字背后看到标语发起者别有笑意的眨眼,语言的多样性让生活变得更有趣了。可见,语言并非绝对衰弱无力,它可以促进意义生命力的迸发,带来多种思想意义的充分涌流。
二、表达与理解的两个阶段
“语言虽无万能却也颇有功能。”[7]通过人类开动脑筋处理信息的智慧运作,语言可以催发思想,带来创造创新的丰富可能。本质上作为一套符号体系的语言,其结构规则是一定的,是僵硬的,但基于意识能动性的人脑却是活的,是变化的。在文学批评中,读者反映理论一反传统的文本细读批评方式,超越了以文本为权威的同一性逻辑而采用差异性逻辑[8],强调读者中心。思维和语言对世界的映射和表现是动态发展着的,因而知识并没有固定的本质,思想主体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自然也是灵活多样的。文本的生产者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创作,文本的读者也不例外,如此说来,任何一种解读都是一种误读,但又不是误读,因为这里的“误”并不绝对,而是包含着差异性的生命力。读者解读是有差异的,而差异即是多样,多样便意味着自由、丰富和灵活。读者在语言文本的客观之外加入个人主观体验的认知,被理解、被解码的意义获得了新的生长[9],由此带来了语言的生发性。失欠性与生发性在语言表达与理解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
2. 浅淡之译。“浅译”在汉英文学译名里表现得尤为典型。例如,香港作家李碧华所著小说、后来改编成电影作品的《霸王别姬》,其英文名是Farewell My Concubine,保有了惜别之意,“再见,我的妾”却失去了雄厚恢弘的严肃历史感以及英雄美人主题的悲壮苍凉,concubine一词更语带调笑式贬损,徒增了“笑”果。再如,小说《海上花列传》的英文名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小说《林海雪原》的英文名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或只译出了薄薄的一层,或丢掉了部分意象,文学气韵也折损了。
失欠和生发共同赋予语言以伸缩弹性。语言既可以压缩意义,使之简单化、单一化,不好的压缩造成言不及意,好的压缩就是恰如其分的概括述略;也可以伸张、扩大意义,使意义延展膨胀,滋生思想主体未及开拓的层面,不好的伸扩导致言过其实或冗杂赘余,好的伸扩则会带来令人惊喜的丰富和充盈。语言不仅限制了思想的表达,更催化、创生了更多新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崇尚刚柔并济的眼光里,世间万物,过硬则易绷断,过软则衰弱无骨。孔子语:“曲句焉柔,正直焉刚”[6],语言因其伸缩自如的弹性,能坚实,能虚驰;可丰盈,可简约;活络矫健,柔韧灵巧;刚柔缓进,绵延不绝。
语言具有伸缩弹性,其缩小或简化常发生在表达阶段,其伸张和扩展常发生在理解阶段。语言在两个交流主体之间起着信息媒介的作用。由于语言所表达的只是思想的一个片面,信息发出者所提供的不全是自己所想,信息接受者所获得的也不全是发出者所给,两个信息主体发生勾连、相互交叉,有同有异,同是两者交流的共同基础,使他们不至于像两个毫无交集的个体,自说自话,毫不相干,异为双方共同前进、发展提供了可能,使他们不至于像两个完全重合的个体,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在表达思想的信息编码阶段,语言限制了思想的表达,但在阐释信息的解码阶段,语言却催发了新思想的产生。语言虽不能将信息完整准确地从发出者搬运给接受者,但能够有效充当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换的媒介。两者之间的信息错位为语言提供了促狭却开放的可能。
三、失欠与生发的语言现实
埃及有创始神话说,人的自我意识始于语言交往,人因语言而成为人[4]。语言的失欠性和生发性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影响,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最终塑造了人类自身。例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某些社会群体刻意地、有目的地利用了语言不充分的特点。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介绍过一种叫做“新话”(Newspeak)的语言,新话是对自然语言的极端简化。例如,以good替代great、nice、excellent、fabulous等相近词语,甚至bad都可以用ungood代替,从而强制性地让语言失欠。于是,语言被极尽减弱削薄,质地粗疏,分布离散,以致表达内容亏损。这样一来,无论多么丰富的思想,表达出来都是差不多的一张面皮,或微妙或显豁的差异都被故意失欠的语言消解了。“新话”只是虚构作品里出现的一个现象,却是以虚喻实的。在人类发展的社会现实中,不乏强势政体强制操纵语言的现象,他们利用话语的简单统一强行模制思想的简单划一,语言的失欠性可被用于形成强势核心,建立集权统治,树立一元文化价值观。
语言另一面的生发性也客观存在于社会现实。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迎来前所未有的世界性交流与融合。随着跨语言、跨文化活动愈加频繁,外来语的侵蚀和迭代使许多语言衍生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和丰富。例如,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中文意义浇注出了许多新型英语单词:“smilence ”(笑而不语)、“Chinsumer ”(在国外疯狂购物的中国人)、“Gunvernment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它们形式新颖、结构奇特、意义交错盘曲,彰显着人类多彩文化的趣味性和生命力,颇有创新价值。不过,这也引发了人们对语言纯正性受到玷染的担忧,这些杂合话语仿佛导致汉语和英语都不纯洁了,语言可能不得不持有一定的保守,坚持正统,才不会是无边无际,无可着落的。语言的失欠和生发都有其在现实应用层面的体现。上述几个词语不是以单一语言的形式呈现,而是中英两种语言对照起来,相互阐释而激励生发,这就涉及到翻译现象。
然而,厚重翻译并非都是贴切之译。印度影片Kaabil讲述盲人向邪恶势力复仇的故事。原名Kaabil是一个印地语形容词,意为有才能的、值得称赞的。英汉两个译名都属厚重化的翻译,但表达效果迥异。英文译名“The Mind That Sees All ”,表明眼盲者虽有视力障碍,但心智仍可作为眼睛,帮他看见一切。此译不是源名的简单对应,但贴合主题,还发出了苍天有眼、天网恢恢的警示,是为补充式的翻译;而中文译名“无所不能”却不能让人满意,一方面意义扩散、指涉不明;另一方面,过度用力夸大源名称的字面义,无法给读者有效的提示或指引。
能够佐证陆游初仕的作品很多,诸如《云门寿圣院记》《老学庵笔记》等等,然而邹先生却选择《留题云门草堂》和《泛瑞安江风涛贴然》两首诗。
四、言有伸缩弹韧,译有浓重轻浅
(一)从语言到翻译
自人类发明语言文字以来,翻译便伴随着人类的交流活动,作为各民族之间最重要的交际活动之一,两千多年来生生不息[10]。作为一门语言表达的艺术,翻译的特殊之处在于,一般的语言表达(以及本文前述的语言表达)都是符际(intersemiotic)的或语内(intralingual)的,而翻译是语际(interlingual)的。语言哲学主要关注语内问题,而翻译学关注的是语际问题[11]。但是,研究语言交际无法脱离语言本身的性质,认识语言规律,有助于深化对翻译的理解,因此翻译学需要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况且,自从雅各布森在其文章《论翻译的语言学方面》中提出将语内转换乃至符际转换都纳入翻译之后[12],所有的语言表达、甚至非常规语言的表达都可称作翻译。这样一来,语言的性质更加决定了翻译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法,其价值可能不只是对翻译研究范围的扩展,而更在于对翻译语言表达之本质的揭示。
长期以来,翻译作品处在偏见的阴影之下,译文被视作次生文本或二等文本,源文立体,译文扁平,源文意义丰满,译文苍白单一,因此源文从来高高在上,译文总是低贱卑微,翻译长期承受歧视之苦。但其实,翻译史上并不乏成功译例。译作不全都是对原作的拙劣模仿,甚至有许多译文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更不可否认的是,某些世界级的作家,他们的译本比源本流通更加广泛。译作不仅不是灰头土脸的次生品,还为源作带来后起之生命,甚至直接拯救源作——通过跨越时空的重新嫁接,将原来的一潭死水变成喷涌之泉。在译不足、译不到位、译不充分的失欠一面之外,翻译也有创力迸发、出奇制胜的一面。这样的两面性让人不禁想到语言本身的伸缩弹性。人们责怪语言,却无时无刻不在利用语言。人们诟病翻译,却从未放弃从事翻译活动。在语言的失欠性、创生性与翻译的不足性、超越性之间,确乎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内在联系。
1.厚重之译。电影名Waterloo Bridge译作《魂断蓝桥》,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译 作《廊桥遗梦》,译文比原文更具有悠长韵味,情感与意义交相辉映的译文比纯粹信息表述的源文更厚重、更立体;“风月俏佳人”对译“Pretty Woman”更在语言美感之外,丰富了原名的内涵,暗指女主人公原是风尘女子,点引却不道破,显豁却不平白,译者对表达分寸的拿捏格外精准得宜。Dead Poets Society使用较多的译名《死亡诗社》一直受到诟病,此一直译虽然实现了意义量的对等,却显得干薄,还带有恐怖意味的干扰,不如译名“春风化雨”绵柔厚质,韵味无穷,虽转喻旁他,却贴合师恩主题。近年出版的塔拉·韦斯特弗的自传作品Educated,其中文译名不是直译的“受教”,而是摘自《圣经》的一句话“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译名将个人成长史的主题明现出来,且更具浓厚的文学意蕴,因而很受读者好评。
Baker在论述翻译的普遍性特征时指出,翻译可以使源文简晰化(disambiguation and simplification),即消除歧义、简省原文信息,也可以使源文明现化(explicitness),即通过增添和补充信息对主题予以详细说明,从而使原信息量极大扩张[13]。简晰化和明现化相互矛盾对立,却同时构成翻译文本的典型特点。这样的两面性与语言的“欠”与“余”相关。如前所述,意义经过语言机制的处理既可以折减磨蚀,变得单薄轻浅,也可以得到更充沛丰盈的生发。翻译是语言此一伸缩弹韧之特性的有力彰显。读者与文本不断相遇、碰撞,将书面的有形的文字符号翻译成头脑里的无形的思维意识,推动思想信息的积累[14]24。
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传统的市场营销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快速变化,生产的规模化和生产流程的标准化,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各行各业的内部竞争日益激烈,市场上的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卖方市场”为主的传统市场营销模式逐渐向“买家市场”为主的现代市场营销模式变化。
(二)例说翻译的浓重轻浅
刘宓庆在《翻译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指出,翻译学需要动态的意义观,不能僵硬死译,而应是生动灵活的。语言可收缩亦可延展的弹性,带来了翻译的轻浅与厚重、清瘦与丰满。例如,“fast-talking”译为“连珠炮般的”,译文不仅有讲话语速快的意思,更凭借形象比喻使意涵更生动丰富,视觉和声音效果兼具,源词则显平直。在林纾翻译的西洋文学作品中,源文“It snows”即译“大雪纷飞”,语言的气氛和底色霎时浓烈甚多。这是厚重化、丰满化的翻译。《哈姆雷特》中的经典台词“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莎士比亚将深刻的人生哲学深义全部融入一个“be”字:是或不是、活或死、生存或毁灭、偷生或奋争等。而译成中文后,汉语遣词造句只能选一词取其一意,译文意义不可避免地简化或折损了许多。这是单薄化、清瘦化的翻译。语言的弹性决定了翻译可以圆活灵便地掌握意义,既能译得深厚,也能译得浅淡。
语言像一张网。织网虽然有缝隙,但两张网的叠加可以网罗更多东西;语言虽然有不完备性,但两种语言之间的映照可以弥补一定空缺,向着完备的理想更进一步。于是带来了对翻译的启示,即原文与译文不是你对我错、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是共同网罗意义、合作共生共赢的关系。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源文没有固定、静止的意义,每经过一次翻译,意义都在不断异化和延展。由于语言机制本质的不完备性,源文与译文其实都不是完美的,但两者叠加起来便能通过交相互补,填充更多缺失意义的孔洞,使语言表达更接近完美。例如,文学杂志《鲤》新推出的一期名为“我去二○○○年”,对应译名却是“The Nineteen-Nineties”。从哪里去往2000年呢?答案是从1990年代。翻译不是基于源语言的表面形式和表层意义机械地置换异语,而是“曲径通幽”,通过转换时间先后的理解思路,补充了中文名缺损的意义,从而使该期杂志沉潜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回忆、省察80后作家少年时代这一内容定位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比直译成“Go to 2000”能够带给读者更完备有效的信息。对观中英两种语言的名称比只看其中任何一种都能收获更多的意义,这便是翻译的新价值所在——不是复制、搬运、重现,而是修饰、弥补和丰富。源语与无数的译语结合起来,最终才能走向“纯语言”的救赎。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掌握多语种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常常不是仅认识和使用单一语言,而是结合理解源语语言或译语语言对照观摩,所以翻译更加不局限于原封不动搬挪意义,而是更具开拓性的弥补和生发。
以纳米粒度分析仪测得复方精油微胶囊的大小与分布,如图所示,A样品运用异丙醇为脱水剂,最佳配方的粒径为259.9±17.8 nm; B样品以冷冻真空干燥直接脱水,最佳配方的粒径为188.2±25.6 nm。后者粒径明显小于前者,分布更加均匀。
江西省的网络教研平台早已经建立,它的目标是在全国实现最优的教研平台。通过该平台以及江西省网络教育资源的多方扶持,从而将信息技术对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为教师开展高效的网络教研提供支持,使教师的教学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系统采用了成熟的平台技术,系统设计采用了“平台+应用”的思想进行建构,从而使得系统具有高效性与灵活性。例如在教师的教研环节,可以设立评比板块,展示教师的教研成果,从而激发教师对于网络空间建设的积极性。
然而,浅译不一定都是失当的。当代作家严歌苓的小说《芳华》及同名电影的英文译名分别是You Touched Me和Youth,从用词的文学内涵来看,都比原文浅化了,却比较适合英文语境的文学作品名称和电影名称的传统。不同文学体系里的语辞习惯影响文化交往的共振,呈现在译文中的浅化正是顺应文化共振之举,因此被认为是恰当的。有些浅淡的翻译正因其简明有力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被人们广泛接受和铭记。例如,雪莱《西风颂》中的著名诗句: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细数众多译语,其中不乏辞藻华丽者,如“阳春宁尚迢遥”“春岂会悄然长消歇”“春岂隔远山遥月”等,虽有十足古韵、恣意文采,却都淹没在时光浪潮里。惟穆旦所译最简单质朴的一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最能表现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毅决绝,因而深入人心,广为传颂。
就语意表达而言,语言之收缩,可能是令人惋惜的丢失遗漏,也可能是凝结浓缩,筛出精华,让文辞简明练达;而语言之扩充,可能是画蛇添足,繁累赘余,也可能使内涵丰盈,文态饱满,因充实厚重而持稳。语言的伸缩弹性造就了翻译的活力。无论淡妆还是浓抹,无论轻浅还是厚重,译者期望能以充足的主观能动性妥帖把握,取相宜之译。在本体层面,翻译不只是不同语言机制之间的转换,它更承载着文本灵巧多变的熔造新生;在外部层面,翻译也不只是人类发展存续所必须的沟通工具,其中更潜藏着不同文化交流激荡、多种思想自由融通所促生的深远社会意涵。
DSP2a-DC5V内部利用电磁继电器的原理,当单片机的CTrl6引脚输出高电平时FCX191 A导通,DSP2a-DC5V内部左半部分回路导通,形成一个电磁铁吸引右半部分开关闭合,则连接油泵的整个电源回路导通,油泵上电工作.当单片机的CTrl6引脚输出低电平时FCX191 A断开,DSP2a-DC5V内部左半部分回路断开,右半部分的开关因为失去了磁性吸引而断开,则油泵的电源回路断开,进而使油泵停止工作.
(三)弹性下的创意与背叛
语言之于思想的激励表现在语言表达对创新思路的催发上。对于思想者而言,脑海里的思维意识可能沉滞而久无进展,甚至愈发陷入迷乱混沌,但如果尝试诉诸语言表达,就能发现问题或获得新启发。经过语言这道“工序”,意义可以脱离其初生在脑海时可能存在却不为主体所意识到的模糊而混乱状态,从而更具清晰脉络和条理逻辑,促进思想的进一步延发和伸展。
翻译尤能证明意义经历语言“工序”后的改头换面和重获新生,通过异质融合增强文字内部的张力。例如,一家叫做“川湘人家”的餐馆,其英文翻译为“Chuanxiang Others”。乍看之下,这一译名似乎未能显示餐饮功能,系为误译。但若联想到西方后殖民理论中的“他者”(the other)概念,或会别有意涵。与他者相对的就是人们司空见惯,担当传统中心的自我(self),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陈词滥调、毫无新意。一个普通的餐厅名称当然与后殖民权力意义相去甚远,但两者对思维创新和个性特质的追求具有根本的共通性。“The other”与传统的本体论相对,代表打破常规、突破封闭的先进性。用“Others”作为商业宣传的名称或可显示主体的独创和特殊,餐厅不落于俗套,将给食客非同一般的享受和体验。此例用“Others”翻译“人家”,也许不是译者基于深刻洞见的刻意之举,更可能是译者(或者翻译机器)在思虑欠谨慎的情况下直接将“貌合神离”的词汇生硬搬扯起来的结果,但却能以特殊的异质组合,一反常规而获得超越性,激发起更不一般的语言效果。因此,语言表达可以滋生新的意义,尤其是通过翻译的作用,开辟更多创意思考的空间,撬动语言文字内部的鲜活力量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
语言的弹性在激励翻译创意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反叛。一般情况下,翻译以源文为基准,强调对源文的忠实。但在弹性的作用下,语言经历了理解和表达的多次伸缩,意义不断生长、重塑、蜕变,一定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偏差、发生变异,从而偏离原貌,于是翻译永远无法抵达忠实彼岸。但是,人们不会因为语言无法表达完美,就放弃表达,持续沉默;也不会因为翻译总存在偏差,就放弃翻译,自守孤立。数千年以来,人们言不可言,译不可译,在语言符号的网格里努力攒取、掬饮、捡漏遗失,在意义的缝隙中不仅求得生存,更追求成就绮丽的姿态。借助语言表达和交流,人类文明不断焕发活力、生生不息。
(四)紧凑性、弹性与翻译
与语言的弹性和翻译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紧凑性。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在比较《圣经》的英语译本与希伯来语源本时发现,英语译文一般要比希伯来源文篇幅更长,词汇量更多。这并非因为译者擅自增加了意义,而是因为希伯来语是一种比英语更为紧凑(compact)的语言[14]59-60。紧凑的语言一般更为坚实紧致,语意密度更高,能以精练的语词囊约丰沛的意义。巴恩斯通还认为,汉语比英语更紧凑。所以汉英译者比英汉译者更常有感慨,源语诸多深意,是简单对应的译语语句无法携持的,因此翻译不得不成为一种冗长的解释。
3.2 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系数 它用于评价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其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大,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越好。一般而言,系数为0.7以上表明问卷的信度较好[12]。本研究显示,中文版N-QOL两个维度及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3、0.734、0.782,表明本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2个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提示,量表各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性均较好。
语言的紧凑性(compactness)与语言的弹性(resilience)是正向关系。面对同样的意义,紧凑的语言比不紧凑的语言拥有选择轻浅表达或厚重表达的更大空间,因而更具弹性。不同语言有紧凑性和弹性的差异,不同语类的翻译也有厚译与薄译的灵活度上的区别。汉语比英语的紧凑性和弹性都更高。在用于表达和翻译时,汉语比英语具有更宽泛的活动空间,因此也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的三个差别迥异的译名:几近直译的“随风而去”,厚重化的“乱世佳人”,以及高度凝练的“飘”,足见汉语的紧凑和弹力。但正是由于紧凑语言弹性更强,语意涵盖范围更广,意义指涉可能飘忽不定、模糊不清,因此容易丧失准确。甚至有观点认为,汉语容易空洞虚浮,而英语更加精准切实,阅读同一内容的英语文本比中文文本更能获得明晰的信息。或许有些英汉对照文本的确如此,但上升到语言本体层面却并不是绝对的,如若采用适当的翻译表达策略,汉语也可以表达得精准。
语言的弹性带来了跨语言表达的浓淡深浅,构成了翻译不同于一般人类活动而更具艺术价值的基本内核,也促成了人类译者区别于翻译机器的灵巧思维的发挥。人类译者灵活掌握语言的弹性尺度和翻译的轻重程度,无论淡妆,抑或浓抹,在表达与翻译中总努力做得丰富多样,又不失妥帖恰当,更致以出奇制胜之译。翻译不仅关乎意义的满与欠,而在语言的意义内涵之外,更涉及文本结构的全与残。内涵之外的形式是否保持与源文相配的归整齐备,也是翻译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研究者也需要认识到,在翻译选择的斟酌取舍中,对意义的考虑一般是优先于结构的。大多情况视翻译意义为必须,结构从而次之,译者如有余力,再施以文本形式上的锦上添花之效。如此看来,仅从语言对意义的弹性处理来探讨翻译,虽尚不完备,但不妨先以此为重点,徐徐展开,启发后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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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ilience of Language and the Retractability of Translation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0/0520/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