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述评

明代汉传佛教史籍是立足现存狭义概念的汉传佛教而言。什么是佛教史籍？首先要认识到佛教史籍的属性，曹刚华在《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中云：“佛教史籍就其属性而言，具有宗教、历史与文献三种属性。宗教性指它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产物之一，和中国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中国佛教的形成、存在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互动影响。史学性则指佛教史籍所记载的佛教发展史或佛教人物事迹等内容，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文化价值。文献性则指它是以某种材料为载体，靠编撰、复制而传播的一种文献，因此对佛教史籍的研究亦应注意其文献流传的过程。”［1］1此观点在曹刚华另一部专著《清代佛教史籍研究》之中得到承继［2］1。笔者十分认同曹刚华关于佛教史籍三种属性的论述。其次要明确佛教史籍的界定，因为佛教史籍是传统史籍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与传统史籍一样，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曹刚华在《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中云：“佛教史籍的界定可以从广义、狭义两方面考虑。狭义的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佛教史，包括纪传体佛史、纪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文集与语录虽也有涉及佛教史的材料，但严格来说仍不属于佛教史籍，故不列入。广义的佛教史籍，与佛教史料学颇有相同之处，它包括所有关于佛教历史的文献记载，无藏内、藏外之分。如《魏书·释老志》《旧唐书》《宋史》等正史关于僧人的著作记载、传记以及方志、别史、经幢、碑铭等。”［1］1此观点同样在在曹刚华另一部专著《清代佛教史籍研究》之中得到承继［2］2。笔者十分认同曹刚华关于佛教史籍的界定。但笔者对此界定有些补充，如曹刚华云“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佛教史”，指出佛教史籍的编撰者只有僧人或居士，这个涵盖面不妥，因为僧人和居士都是有特殊标签的群体，那么在这两群体之外还有没有佛教史籍的编撰者呢？毫无疑问是有的，如士大夫，有的士大夫是居士，但有的士大夫不是，不能混淆。如曹刚华著《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中“表三：现存常见的宋代佛教史籍”［1］56，列出 44部，就编撰者而言，如赵安仁等《大中祥符法宝录》，查阅有关赵安仁的文献，未见自称或被称为居士，等等。曹著《清代佛教史籍研究》中“附表二：清代文人居士撰述佛教史籍数据表”［2］267，就编撰者而言，“文人居士”之称涵盖面更广些。事实上，还有非常明显的例子，明成祖朱棣主导编撰《神僧传》，这涉及到编撰者是帝王身份的问题，所以应在“僧人或居士”后加“等”字，就更为妥当。关于中国佛教史籍的范围，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云：“中国佛教史籍之范围，略依《阅藏知津》，将此土撰述中之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各类，顺撰者时代，每书条举其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板本源流、撰人略历及本书内容体制，并与史学有关诸点。”［3］1陈垣此论，可以看作是狭义佛教史籍的一个代表，而且是就大藏经内经典而言。

就佛教东传路线而言，我国佛教可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由此明代佛教史籍可分为明代汉传佛教史籍、明代藏传佛教史籍和明代南传佛教史籍。本文拟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进行述评。

一、研究现状述评

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是明代佛教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明代佛教在三教合一论、诸宗融合思想和居士佛教兴盛等方面有着新的时代发展特点，因此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自然而然有着独特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因为现存的史籍主要是书面文献，通过对特定时代书面文献的研究，可以窥探史籍反映出的时代特点。目前关于断代佛教史籍研究方兴未艾，如相关论著和课题有：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李艳《唐代佛教史籍研究》、曹刚华《清代佛教史籍研究》，可见元明等时期尚付阙如，故尚有研究领域的空间和空白。因此，笔者选择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研究可以丰富中国佛教史籍研究内涵，扩展明代佛教研究领域，故有必要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述评。相关研究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开创阶段：20世纪20、30年代，主要是涉及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在佛典目录领域的评述。梁启超《佛教典籍谱录考》，考述了51种佛教目录，其中对明代汉传佛教经录《阅藏知津》等有提及［4］。之后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对明代汉传佛教经录《阅藏知津》又有所提及［5］。相关研究还有费锡恩《佛教目录在中国目录学的影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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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阶段，诸位学者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探讨可以说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毕竟涉及领域有限，未能更深入和全面涉及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3.阐析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思想内涵。首先是着重明代佛教伦理思想，反映在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孝亲观和平等慈悲思想等；其次是着重三教合一思想，反映在有容乃大的融摄、三教圆融、诸宗融合、尊王思想等；再次是其他史学思想。

1.阐析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发展的背景。第一，明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是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发展的基础。第二，明代汉传佛教自身的新发展和新变化是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发展的内在因素。第三，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发展是在中国传统史籍和佛教史籍的撰述传统上的继承和创新。第四，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编撰者的弘法和护法志向是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发展的推动力。第五，学术文化水平和出版印刷术的进步是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发展的催化剂。

第三，全面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起到至今。随着《大藏经》《续藏经》《四库全书》系列等大型丛书的出版和流传，以及相关典籍的电子化，研究者更容易接触到佛教史籍，由此研究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学术成果逐渐增多。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是对中国佛教史学的系统概述所涉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的论著。专著有：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该书第五章《中国佛教史学》，分别概述中国佛教史学、佛教史籍的体裁等，涉及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神僧传》《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等。陈士强《佛典精解》，该书按照部、门、品、类、附五级分类对226部现存佛教典籍进行了提要式概述，囊括了诸多明代汉传佛教史籍，极具基础性的学术价值，便利后学。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该书第二部分《佛教传记》，分专传、类传、总传来概述历代所存佛教史籍，此文可贵之处是收集和罗列了已佚佛教史籍。论文有：邓子美《佛教史籍在历史编撰上的贡献》，该文论及中国佛教史籍体例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贡献。陈士强《中国古代的佛教笔记》，该文论述了佛教笔记的产生、发展、门类等，对现存代表性的32种分为四类概述，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笔记有《见闻录》《山庵杂录》《缁门崇行录》等。相关研究还有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释靖居《中国佛教史学之研究》、宋道发《中国佛教史观的形成与佛教史学的建立》、陈钟楠《略说中国佛教史学文献》、严耀中《试论佛教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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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阶段，诸多学者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研究在逐步推进，学术成果不论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但局限性同样存在。研究者或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概述更加系统，或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涉及有所深入，或是关注到单部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某些方面问题考证和价值的研究。

三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体例和个案研究的论著。单部研究专著有：金建锋《明僧释明河〈补续高僧传〉研究》，该书考察了《补续高僧传》的作者、时代背景、编撰体例、内容、文学性和史料价值等，是比较全面研究的单部著述。台湾黄怡婷的《释智旭及其〈阅藏知津〉之研究》，论述了释智旭的生平及著作、《阅藏知津》的内容与撰作特色、纠误和成就与影响等。体例研究专著：曹刚华的《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明代佛教方志是明代佛教史籍的一部分，该书考察了明代佛教方志这一体例的兴盛原因、编撰刊刻和流传、体裁体例与认识、佛学价值、文献学价值等，全面深入、条理清晰，材料充实，见解独到，是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的一个扛鼎之作。个案研究论文有：黄夏年《四朝高僧传与法门寺》，该文以《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明高僧传》中所记载法门寺情况来考察法门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状况。宋佳东《〈水月斋指月录〉作者版本浅考》，该文论述撰者瞿汝稷生平事迹和《指月录》两个版本的优劣。杨之峰《智旭〈阅藏知津〉对佛经目录的改革》，该文指出《阅藏知津》对《开元释教录》的四大改革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段玉明的《呼唤居士：〈佛法金汤编〉研究》，该文以明代释心泰和他的《佛法金汤编》为研究对象，揭示释心泰创作意图和《佛法金汤编》的内容和价值所在。元文广等的《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神僧传〉考证辨析》，认为余嘉锡先生从目录学角度讨论《神僧传》的撰者问题不够严谨，因此结论很难使人信服。而应从版本源流角度入手，得出《神僧传》为明成祖所撰集更具有说服力。金建锋的《明僧释明河〈补续高僧传〉成书考》，考述了《补续高僧传》是释明河未竟之作，历经弟子释道开、史学家周永年、出版家毛晋等诸人襄助付梓成书。金建锋《〈补续高僧传〉的撰者释明河生平事迹考述》，详细考述了《补续高僧传》的撰者释明河的生平事迹等。

综上所述，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够。既没有宏观专著，也没有专篇论文。研究者或在概述中国佛教史籍时有所提及，或以个案研究考察单部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某些问题，虽有《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但也只是侧重一种体裁体例方面，无整体性的专门研究。二是学界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的涉及面不够。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单部著述研究专著仅有针对《补续高僧传》的，论文为数不多，以及关注《阅藏知津》《补续高僧传》的几篇论文，诸多明代汉传佛教史籍未曾研究。因此本课题有必要在较为全面地研究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归纳总结出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发展脉络、编撰流传概貌、体裁体例特征等，全面发掘和理解明代汉传佛教史籍蕴含的思想内涵和史学及文学价值等。

二、研究展望

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展望：

（一）就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而言

这阶段，诸多学者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或停留在简要概述，给予后学入门之启迪；或侧重以明代汉传佛教史籍为文献来研究佛教史、史学史、思想史等。虽然学术成果有限，但是推进了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

2.阐析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编撰和流传、体裁和义例。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确定明代汉传佛教史籍文献存佚数量，利用正史野史、明人文集、笔记小说、佛经目录等藏内藏外文献来考察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编撰者和流传特点及其继承和创新特点，并分析原因。

第二，承前启后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体例和内容等研究的概述。大陆学者研究，光彩独放的是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该书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其中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明成祖《神僧传》、陈实《大藏一览》、夏树芳《法喜志》、释真可《长松茹退》、周永年《吴都法乘》5部的版本、作者、内容和体制等进行了概述［3］121-125。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该书运用了十余种明代汉传佛教史籍来进行考证佛教史实［6］。相比而言，港台和日本学者研究范围有一定的拓展。香港曹仕邦《中国佛教史传与目录源出律学沙门之探讨》，指出传记体、目录体等佛教史籍编撰者多为律僧身份［7］，此观点对学人颇有启发。台湾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充分利用明代灯录等汉传佛教史籍来考察明末禅宗人物、净土教人物、唯识学者、居士佛教等［8］，推进了明代佛教研究，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极具借鉴意义。日本学者荒木见悟《佛教与阳明学》《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等，对明代汉传佛教和涉佛人物的研究，视角独特，偏重哲学的探讨。相关研究还有香港蓝吉富《中国佛教史学的规模及其特色》、台湾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等。

二是对明代佛教研究所涉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的论著。郭朋的《明清佛教》，在阐述明代佛教发展中涉及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概述。何孝荣的《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主要以明代史籍包括汉传佛教史籍寺院志、僧传等来研究明代南京寺院的背景、兴废、制度等，此文许多观点和方法值得借鉴。周齐的《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论述了明代佛教与帝王、明代佛教政策、明代高僧处事取向等，对学人了解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关系极具参考价值。任宜敏的《中国佛教史·明代》，是明代断代佛教史，冯国栋有评价云：“视野开阔，格局宏大。”书中导论第四节《刻经与著述》，指出明代史传著述，不逊于前朝。列出明代现存汉传佛教史传22部。此书是研究明代佛教必备书目之一。台湾陈玉女《明代佛教区域发展路线之变迁——以高僧活动圈为主要观察对象》，主要以汉传佛教史籍中明代高僧传记为对象，考察了明代高僧活动区域变迁及其特点等。相关研究还有黄海涛的《明清佛教发展新趋势》、陈永革《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杜常顺《明代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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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阐析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史学价值。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史学价值，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的认识。明代汉传佛教史籍不仅保留了明代佛教政策、宗派发展和释道之争等史料，而且是明代佛教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等世俗史密切联系。明代汉传佛教史籍主要是以僧人和居士为编撰者的典籍，这个角度记载佛教重要事件，这与正统史家记载颇有差异，有利于我们更加真实了解事实真相。明代汉传佛教史籍文献来源丰富，诸多文献赖以保存，今人藉此或校或补，具有保存文献之功。所以在佛教史、世俗史和明代史籍文献校勘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5.阐析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文学价值。虽然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具有宗教、历史和文献学的属性，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佛教史籍具有文学价值，特别是佛教传记史籍。文学价值就佛教史籍而言，往往是被忽视的。有必要从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叙事特点、人物塑造特点和文学史料价值等来考察并探究原因所在。

（二）就专题和个案研究而言

1.专题研究。明代汉传佛教史籍体裁体例多样，可以进行适当的专题研究，曹刚华的《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就是一个专题研究的成功典范。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从横向来讲，还可进行明代灯录研究、明代高僧语录研究等；从纵向来讲，可以进行宋明僧传研究、明清灯录研究等。专题研究立足某类问题意识，有利于深化和拓展对明代汉传佛教研究的全貌。专题研究还可拓展到与明代社会、政治、思想等领域的结合研究，如杜常顺的《明代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明代佛教研究离不开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作为支撑。

2.个案研究。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个案研究极其有待加强，个案研究是充实和丰富整体研究的。对于为数不少的明代佛教史籍来说，不仅个案研究的有关专著极少，而且论文数量也不多。明代诸多汉传佛教史籍未受到学术界关注，但是其本身蕴含的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明成祖《神僧传》九卷，这可以说是唯一以帝王为编撰者的佛教史籍，此书编撰宗旨、成书背景、编撰内容和体例等，尚未有研究。又如朱时恩，作为一个居士，编撰了两部佛教史籍《佛祖纲目》和《居士分灯录》，也同样无人关注。所以说，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单部著述的个案研究是大有可为的领域。

三、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研究是具有宗教性、历史性和文学性等属性的课题之一，立足通过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整体和系统性研究，归纳总结出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编撰、体裁和义例的继承和创新特点以及梳理流传情况概况；探讨揭示出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思想内涵、丰富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探讨总结明代汉传佛教史籍对后世史学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具有以下几点理论价值意义：一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研究是学术界尚未系统涉及到的领域，对此研究将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二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考察，可以更深入了解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明代佛教的发展。有明一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佛教内部诸宗融合，佛教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居士佛教十分兴盛。佛教对明代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综合研究，有助于了解佛教史学和传统史学的互动关系。四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全面研究，有助于合理利用佛教史籍的史学价值。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的编纂者大多站在佛教立场上记载史实，可以用来补正传统史籍记载的疏漏或舛误。五是对明代汉传佛教史籍编撰方法的研究，可以丰富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内容。

参考文献：

［1］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曹刚华.清代佛教史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121-125.

［4］梁启超.佛教典籍谱录考［M］//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10.

［5］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M］//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39.

［6］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79.

［7］曹仕邦.中国佛教史传与目录源出律学沙门之探讨［J］.新亚学报，1965（1）：415.

［8］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