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大藏经版《坛经》源流略释

《坛经》在古代有许多版本，《坛经》的入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经由作为惠能南宗祖庭之一的光孝寺住持宗宝所编的版本在后世最为流行，其重要原因便是明清之际最早的初刻南藏经版《坛经》便是以之为底本的。从此，初刻南藏版《坛经》不仅成为官刻藏经版《坛经》之源，而且与早期的宗宝本一起成为后期宗宝本之源，尤其对明清之际的民间所刻大藏经版《坛经》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一、明清官刻大藏版《坛经》之源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为僧人，对于明版官刻大藏经的雕刻特加支持，故而后来的帝王也继续着全藏的事业。据学者研究，明版官刻大藏经大体可以分为初刻南藏、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三个时期，前二者雕刻于南京而常被笼统地称作“南藏”，后者则雕刻于北方［1］375，转而对清代龙藏和房山石经又产生着影响。

现存《坛经》版本中，便有二本称为“南藏本”，一者见于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所编《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中，一者为天津图书馆所藏。这种版本的编校者处有落款“风幡报恩光孝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宝编、僧录司右阐教兼钟山灵谷寺住持净戒重校”［2］171，千字文编号为“密”。根据《大明重刊三藏圣教目录》，可知此本属于永乐南藏所收，故而此本可称为永乐南藏本。

永乐南藏以初刻南藏为底本，净戒禅师曾在二藏的刊行中负责禅宗文献的校勘。根据他在初刻南藏“誉”字函《古尊宿语录》中的校勘记，其中提到将“以《六祖坛经》列于首，南岳、马祖四家语继之，而颐公所未收者，则采《广灯录》诸书，以联《尊宿语》；自南岳至晦机等，又通得四十二家，共四十八卷。”［1］382，即初刻南藏中亦有《坛经》，而且被编于《古尊宿语录》之前［1］382-394。加之，在永乐南藏中亦以《六祖坛经》和《古尊宿语录》前后相连，故而一般均将现存的永乐南藏本《坛经》即视为初刻南藏本。其次，从落款中亦可见此种净戒校勘本是以元代宗宝所编的《坛经》为底本校定的，并且可以从其与其他版本的经文对照中得到印证［3］149-165。

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南藏本虽然以宗宝本为底本，但是亦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只取惠能大梵寺传法授戒这一《坛经》主体内容，在这一意义上，便可称为“短本《坛经》”；另一方面对于该主体部分也有比较深入的修订。关于修订部分，特别体现在“往生西方”与“自性三身佛”方面，前者反映了净土信仰在明代的盛行及其对禅宗和《坛经》的影响［3］156-165，而后者则是《坛经》心性理论逐渐加强的表现，也有可能是受到与禅宗交往密切的士大夫阐发《坛经》思想精髓影响的结果，例如苏轼就曾特别对《坛经》中三身佛的逻辑关系进行解说，他的说明便是以法身、报身、化身为序的［4］。

第一，现存宗宝本《坛经》最早者便是民间所传的一般传本［3］165，今见有二：一为柳田圣山《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中所收的“流传本”（1584）；另一为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本（1607）。这种传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校勘记”，即在《坛经·付嘱第十》开篇有夹注云：“空谷云此下七百七十九字是金天教人伪造邪言刊板增入”［2］353-354。此本流传至日本并被详细加以注解，其中云此“空谷”便是空谷景隆禅师（1393-1466）［8］，他有著作《尚直编》，他对所见《坛经》关于“三科三十六对法”的段落表示质疑，认为这是“金天教人”所为。在万治二年（1659）所刻的《夹山首书六祖法宝坛经》中，注者怀疑“金天教”即是“金代之教僧”④ 日本胜安寺藏本《夹山首书六祖法宝坛经》卷下，第24页。。历史上关于“金天教”的说法以及资料相当少，导致现今学术界关于“金天教”的研究亦比较少，或以为是藏传佛教，或以为是伊斯兰教，还有以为是其他宗教遗留者。笔者比较赞同将此名称理解为伊斯兰教在中国流传的早期之名的看法，但是对于将“金天”理解为“金鸡叫天”之说［9］，持保留态度。唐宋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坛经》许多版本产生和传播的地域与伊斯兰教信仰在东南沿海传播的地区常常是高度重合的，甚至在明代出现“一从蕃僧起蕃塔，常言彼此为一家”［10］的情况。明清以来的《坛经》将著名禅师空谷的看法作为校勘记纳入《坛经》之中，很可能反映的是中国早期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关系已经从相遇、依附中［11］逐渐走向相对独立发展的阶段，犹如佛教曾与道教所发生的关系一般［12］。另外，从《坛经》版本流传的整体过程来看，净戒将《坛经》弟子机缘等内容加以去除，空谷又进而将其中部分内容视为“伪造邪言”，按照常理，后世《坛经》似乎应该如净戒一般将“弟子机缘”部分删除。但是，后世流传的宗宝本并没有这么做，最多也只是将空谷评议作为“校勘记”而已。可见，虽然净戒和空谷对于《坛经》有影响，但是是有限度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净戒和空谷的做法与说法乃是一时之作，而且有违于《坛经》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的“融合”精神。相比之下，后世中国社会流传更广者并非净戒本亦非带有空谷之评议者，含有空谷评议的版本在国内甚至留存甚少，便可以理解了。

某发电厂两台1000 MW超超临界机组的锅炉采用烟气超低排放技术，尾部烟道设置水媒管式烟气换热器(MGGH)；汽轮机配有补汽阀[10]。补汽阀主要为了弥补汽轮机THA负荷以上工况高压缸通流能力不足而设置的辅助增容手段，补汽阀开启点选择在THA负荷工况[11-12]，机组部分负荷时采用主汽调节阀全开的滑压运行方式[13]。

第二，现存德清校勘本《坛经》有四，先后分别为全真道居士栗守约本、真朴重校本、如皋刻经处本和金陵刻经处本。其中，真朴本和金陵刻经处本比较常见，栗守约本和如皋刻经处本则比较少见，尤其是栗守约本，该本由憨山德清及其弟子通岸、通炯等校勘，而由道教全真道居士栗守约及其门人张鉴、杜广等人助缘刻印① 栗守约本《坛经》第1页。。从全真道王常月一系“真常守一”传承谱系来看，栗守约属于“守”字辈，是王常月的弟子之一。王常月有《碧苑坛经》一部，与惠能《坛经》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其弟子中又发展出与西竺心宗相融合而形成为道教龙门心宗一派［13］，从而在王常月弟子中出现助缘刻印惠能《坛经》的现象便是可以理解的，这可以说是禅宗与道教相融关系的一个典型表现。可以想见，道教在清代似乎并不限于助缘惠能《坛经》而已，也会援引禅宗或《坛经》思想来会通道教丹术，甚至出现“以为是六祖真传”的道教人士② 如皋刻经处本、金陵刻经处本《坛经》，第17页。；正是有鉴于此，清末杨文会则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严厉批评，认为那种“用丹家糟粕作佛法会”是“邪说”［14］，这种批评后来被刻进了如皋刻经处以及金陵刻经处版《坛经》中，编号为“实”，该版本也成为清末民间刻藏事业的组成部分，虽然全藏未竟［15］。如果联系净戒校勘本的修订来看，杨文会对于“自性西方”所作的修订，亦有注重西方净土信仰的一面，故而亦可谓是受到净戒校本的影响。

二、明清大藏版《坛经》之流

由净戒主持校勘的永乐南藏版《坛经》后来不仅成为永乐北藏本、龙藏本以及房山石经本的底本（永乐北藏千字文编号“扶”，龙藏本和房山本为“实”），而且也推动了宗宝本的流行并以新的面貌出现。以往学术界对明清以来流行宗宝本的事实比较认同，但是由于掌握的宗宝本的流传版本比较少，故而对于明清以来宗宝本各种新版本之间的流变关系的了解比较笼统，这里即拟根据所搜集和整理的诸多宗宝本对之加以辨析。

从勘行的时间上看，现存具有全本规模的宗宝本均为短本永乐南藏本以后重刻的版本。从经文的内容上看，这些宗宝本又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即民间流行的一般传本、民间所刻径山藏本以及憨山德清在中兴曹溪祖庭时所主持重校的本子。其中，一般传本在中国流传虽然已很少见，但是却在日本得到注解而广泛传播① 即广为流传的“恒照本”，此本成为明清时期所有日本《坛经》注释本的底本。笔者搜集到另一种在中国流传的明代道喜所刻版本，而且经文基本全同，但此本每品前都配有相应的图画，可谓《坛经变相图》，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台湾图书馆藏有缩卷照片。；径山藏本延续永乐北藏的编号“扶”，此本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而且也流传至日本而被黄檗大藏经复刻［6］；德清校本不仅在佛教内部得到广泛流通（如真朴本［2］233-276），而且也有道教门徒将之加以刻行（如栗守约本② 笔者近年所收藏者。此“栗守约”为王常月弟子之一，属于全真道龙门心宗。），并在清末经过杨文会的注释后成为如皋刻经处③ 笔者近年所收藏者，刻于同治十一年（1873）。、金陵刻经处的底本并入藏，编号为“实”。以往的学者对于房山石经本、径山藏本和憨山德清本已有一定的研究［7］，但是对于一般传抄本关注的比较少，而且存在研究单个版本的比较多、综合各种版本进行系统研究的比较少的问题，因此对其中的一些变化没有作出说明。现兹就元代宗宝本在明清之际的一般传本和德清校勘本中涉及的重要问题，略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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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何净戒只取惠能大梵寺传法授戒部分而舍去其他，学者关注极少，这里根据现有资料而推测有三个基本理由。首先，从现存南藏本构成来看，它包含《坛经》和《坛经赞》两部分，后者是对前者的论述，可谓“经则论”［5］，从内容上看均与惠能大梵寺传法授戒基本一致，并不需要再“额外”加上其他内容；其二，从净戒所继承的宗宝本来看，宗宝编刻后所附“跋”中自己也说“增入弟子机缘”等内容，可见宗宝原来亦比较赞同契嵩赞所指的《坛经》，故而净戒亦可据此为“删减”作理由；第三，从净戒本人关于《坛经》的编撰记录来看，他更强调对于有重要影响的“古尊宿语”而不是惠能当时的所有弟子的语录，而《坛经》中对于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怀让、青原二师之言又甚少，故而只取大梵寺说法传戒的内容。

总而言之，明清之际的大藏经以官刻南藏为最早，所以现存净戒所校永乐南藏本《坛经》可谓是明清官刻藏经本之直接来源；同时，由于元代宗宝本《坛经》是净戒校本之底本，故而宗宝本亦可谓是明清之际官刻大藏经版《坛经》之祖源。实际上，通过下文进一步的分析，净戒本不仅对明清官刻藏本《坛经》有明显的影响，而且也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着民间所传宗宝本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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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文品目上看，栗守约本与其他三本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坐禅品第五”尚未改为“妙行品第五”，故而可知改为“妙行品”乃是真朴所为［2］237。德清校本的特征是以宗宝本为底本，参校本主要是德异本［16］，也有可能参考了契嵩本［3］180-186，其经文修订除了首次在每个章节名称中增加“品”外，在经文方面最大改动之处是将《坛经·付嘱第十》中的“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改为“来去相因，究竟三法尽除”［2］388，从而更倾向于强调般若性空之说。如果联系到空谷禅师对于“三科三十六对法”的批评实质上是指其“妄谈性理”而言［17］，那么“究竟三法尽除”这种改动便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形而改的。

三、结语

《坛经》入藏问题是《坛经》研究的重要问题，明清大藏版《坛经》的流变更是扑朔迷离［2］428-429。笔者基于已有研究和在新发现的一些《坛经》版本的基础上，认为明清大藏版《坛经》的祖源是元代宗宝本，宗宝本在明清之际形成的第一部官刻大藏版《坛经》可谓是净戒在初刻南藏和永乐南藏刻行时校勘出的《坛经》，在永乐南藏中的千字文编号为“密”。净戒校勘时主要以元代宗宝本《坛经》为底本，校勘出的《坛经》特色是只取惠能在大梵寺传法授戒的部分，导致这种做法的原因也有可能受到契嵩《坛经赞》和宗宝《跋》的影响。净戒本后来被永乐北藏加以继承而千字文编号为“扶”，至于龙藏本则编号为“实”，房山石经也源自净戒本，编号同于龙藏。与这些大多是官版大藏版《坛经》相对，明末清初随着民间径山藏的雕刻，《坛经》亦被收录，编号沿用永乐北藏“扶”字，但经文内容则在汲取净戒本校勘内容的基础上向宗宝本全本回归。除了净戒本、嘉兴藏本之外，现存宗宝本中还有两类，即一般传本和德清校勘本。现存最接近宗宝本原本的便是民间一般的传本，只是这种传本携带着“空谷”对于“三科三十六对法”的质疑。空谷认为这部分是“金天教人”的伪造，并非惠能禅宗的思想。如果“金天教”是以往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称呼之一，那么这种民间所传《坛经》版本中的校勘记则反映了禅宗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正在从亲转疏的过程中。单就德清校勘本《坛经》而言，由于该本更多流传本的发现，不仅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坛经》品目的“经式”渐变提供了新资料，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禅道关系在清代的亲疏关系提供了新证据，也为人们更好地理解清末以杨文会倡导的刻经事业中的《坛经》版本流变和入藏问题提供帮助。德清校勘本经由通岸、通炯、栗守约、真朴、杨文会等人的不懈努力，在清末成为藏经的一部分，千字文编号为“实”，编号与龙藏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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