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内科流派与关中理学实践^*

中医药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陕西中医学与关中理学更是紧密相连。长安内科流派是20世纪以来陕西中医药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历经百年发展，现已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中医学术流派，2012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国家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建设项目，2015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评定为“陕西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往对长安内科流派的研究多从临床实用入手，挖掘和总结诊治经验、特色和规律，而鲜有关涉长安内科流派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底蕴、气息、面貌和情怀。本文以长安内科流派与关中理学实践的关系为例，说明长安内科流派与关学的历史渊源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意义。

1 长安内科流派简介

长安内科流派是由全国著名中医学家黄竹斋、米伯让、米烈汉三代人薪火相传形成的，具有独特学术思想和技术特色，而影响深远的陕西地域中医学术流派。长安内科流派(因建国前黄竹斋和米伯让两先生长期于陕西长安樊川一道研讨中医学与行医，并擅长内科疑难杂症诊治而得名)发源于陕西关中地区，发轫于近代中医大家黄竹斋先生，发展于当代著名的中医理论家、临床学家、教育家、活动家米伯让先生，发扬于现代国家名老中医米烈汉先生，三位代表人物将“民胞物与”、经世致用、尊师重典、注重实践的关中理学思想与传统中医学仁爱济世精神有机会通，创立了具有长安地域特色和关中理学文化特性的传统医学流派，并在防治急性传染病、地方病、疑难杂症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历经百余年传承至今。

2 关中理学思想与长安内科流派的开创者

陕西文化源远流长，周礼秦制、大汉雄风、隋唐气象，都为关中理学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关中理学(学界简称“关学”)自北宋张载建立到清末民初牛兆濂最后一位大家，凡800年间，虽有兴衰起落，但仍传承发展。从眉县张载的“横渠四句”，蓝田吕氏兄弟的《吕氏乡约》，到明代冯从吾的关中书院，最后到清代“关中三李”的躬行孝道、崇尚气节，关学思想发源于关中，影响于四海，且对宋元以后我国学术思想及伦理观念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远及国外。民国期间张骥所著的《关学宗传》收录关学学者近250人，他们大多淡泊富贵功名，不因强势而折节，恪守儒家伦理道德，故《明儒学案》中说关学学者“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关学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和传播，使得包括民风、民俗、礼仪、性格等在内的陕西特色，都清晰地浸润着关学的文化精神。可以说，关学是陕西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和实践学派，就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时至今日，历代关学学者的思想和著作仍受极大重视，特别是《关学文库》的集结出版，标志着关学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对关学的特色、精神、影响等大致有了学术认同。我国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认为关学特色首先是学风笃实，注重践履；其次，崇尚气节，敦善厚行；最后，求真求实，开放会通[1]。关于关学精神，可以概括为“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道德理想、“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高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2]及“仁爱济世”的为民情怀。关学精神对关中人的性格塑造、作风建设具有极大影响，关中人性格可提炼为勤奋质朴、浑厚宽容、崇礼贵德、刚毅正直，关中人作风可凝练为秉直不阿、心系民生、兴学布道、赈济世难。故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3]总之，“关学”不仅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更以其风骨和旨趣影响了历代无数学人，“关学”更对陶铸关中人以至陕西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与理学其他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并且十分注重研究兵法、农学、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关中形胜地，由来毓鸿医，关中医人大多饱读诗书，深受关中理学的影响，在学术创新、临床实践、社会活动等诸多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关中理学对关中医人的深刻影响。

长安内科流派开创者黄竹斋先生(1885年～1960年)，名维翰，字吉人，号诚中子，晚号中南山人，祖籍陕西临潼，建国前长期生活于西安“乐素园”，1955年调往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是当代杰出中医学家、针灸学家、民国研究伤寒论三大家之一。黄竹斋早年问学于关学大儒张果斋、牛兆濂等，受惠于关学的影响，又酷爱医学，认为“古圣先贤所遗留之学术有两种，为吾人应有之常识：一曰儒学，二曰医学。儒学可以制止人心之罪恶，医学所以治疗人身之疾病，二者学术之兴衰，与民族之道德、人群之健康有密切之关系”[5]1113。民国时期民不聊生，底层民众贫病无医，先生慨然曰：“昔人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良相济世，良医救死，同一仁也。吾其为良医乎？”[6]民国十八年，陕西发生严重旱灾，路有饥殍，黄竹斋毅然创立了养老所、孤儿所，并亲任所长。黄竹斋终身践行关学经世致用思想和行医济世之己志，关学名儒赵和庭先生赞之曰：“浐河之间，终南山下，布衣崛起，魁然儒者，道继关洛，治分王霸，不试故艺故多能，或以医名，余曰非也。”[7]黄竹斋所著《伤寒杂病论集注》十六卷全部由赵和庭先生校审，其治学深受赵和庭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挚友关学学者赵玉玺评价黄竹斋说：“其精神专注，最有志趣者，厥维医道；其于医道探讨无厌者，厥维仲景之书。”[8]此亦可谓知己之见。施医舍药、救助穷人是黄竹斋的一大心事、一大乐事，而因医术精湛，许多达官显贵亦前往“乐素园”请其诊治，民国时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为表达治愈谢意所赠送的金字大匾，黄竹斋始终没有悬挂，这种不为权贵折腰的气节风范和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令人肃然起敬。可见，关学“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在黄竹斋身上体现为医者“仁爱济世”的为民情怀，关学“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在黄竹斋身上体现为医者“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关学“崇礼贵德”的道德理想在黄竹斋身上体现为医者“崇高节操”的人格追求。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0/1214/4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