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隘与城市经济发展历史变迁研究 ——以广东

古代关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蕴藉着绚丽的地域文化风情，是一个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元因素的综合呈现，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魅力。韶关市位于粤、湘、赣三省交界处，自秦朝起始设关隘，矗立于大庾岭的横浦关成为秦汉时期沟通岭北与岭南交通的三大关隘之一，位于乐昌西南的赵佗城则是控扼入粤门户的重要军事要塞。唐宋以降，居于西京古道的蔚岭关和梅关古道的梅关，成为沟通湘粤、赣粤的重要关口。明清时期，由于经贸日渐繁荣，韶州城内先后设置了遇仙、太平、北关等税关，韶州成为当时广东的两大税关（仅次于广州）之一，韶关由此得名。由此可见，韶关既有居于山岭的山关，又有居于城池的税关，再加上联系关口通道的古道、驿站、码头、渡口，组成了一个全生态的关城。

纵观韶关的发展史，关隘对韶关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以关隘这一韶关地方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为切入点，充分挖掘关隘与韶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此探求韶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成、演变轨迹和规律，探究韶关在中原、岭南文化交流沟通中的独特位置，就可以更好地把握地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地方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对于充分挖掘韶关旅游资源中的文化积淀、提升韶关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含量、打造韶关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关隘的属性

关隘即为险要的关口或隘口，是在交通要道或边境设置的以军事、经济为主要目的的守卫场所。按照属性划分，关隘可以分为边关和内关。边关，顾名思义就是处于边疆的关隘，边关产生的原因是统治者出于抵御外敌入侵、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的需要。内关，是处于统治范围内部的关隘，既区别于边关，又与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关隘体系。边关和内关不是固定的概念，而是可以转化的，如雁门关始建于战国时期，目的是为了抵御匈奴保卫边疆安全，属于边关。明清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疆域的拓展，雁门关逐渐丧失了“外攘四夷”的作用，转化为内关，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在军事领域的折射。

韶关关隘始设于秦朝，至民国时期韶关税关关闭，几千年来，韶关关隘经历了从边关向内关的转化。秦朝时期，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为进一步拓展帝国版图进军岭南，在韶关地区设立了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三关和赵佗城、古秦城、万人城等一批关城。相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地和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岭南当时还是一片荒野，由多个百越部落统领，“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累聚而多贫”[1]，是中原华夏人眼中的“蛮荒”“徼外”之地。因此，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三关和关城在当时属于边关。唐宋时期，受千百年来中原文明的浸润，岭南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和中原比起来，岭南大部分地区仍然偏远而落后，这一时期韶关设置的梅关、蔚岭关等关隘处于从边关向内关逐步转化的阶段。明清时期，岭南开始飞速发展，经济文化逐渐兴盛，以经济为首要目的的韶关税关的出现也侧面印证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崛起，这一时期的韶关太平关自然属于内关。至此，韶关关隘彻底完成了由边关向内关的转化，社会经济发展是推动这种转化的主要因素。

二、关隘的职能

关隘的职能，即设置关隘的目的及其发挥的作用。关隘主要有军事、政治、交通和经济等职能。关隘是军事行动的产物，因此关隘的第一职能是军事职能，从西周关隘出现至清末古代关隘日渐式微，军事职能一直贯穿于关隘的历史衍变发展之中。在关隘建立初期，军事职能是其主要职能甚至是唯一的职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关隘职能扩展到其他领域。到了隋唐时期，关隘的职能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专门负责关隘管理的人员，其职责是“掌稽查行人车马出入，核验其过所（通行证），禁查奸匿，游惰等”[2]。可见，关隘职能的重点已经逐步向治安管理、人员流通等方向衍变。直至明代，这一现象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明朝是中国古代关隘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关隘体系的完整和成熟不仅表现在传统军事职能关隘的趋于完善上，还体现在一种新的关隘形式——税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代表着关隘的经济职能已经完全独立出来，并直接影响国家经济。清朝时期，除少数边关外，大部分内关的军事职能进一步弱化，经济职能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探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清朝统治者主张用加强内部治理提升自身实力来抵御外敌，而非过分依赖军事设施，这是人为的主观因素。二是随着火枪、火炮等热兵器的出现，军事战争局面开始转变，关隘作为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其军事防御功能日渐削弱。三是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为关隘经济职能的强化提供了孕育的温床。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0/1215/4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