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陕西学政与关学的复兴

在晚明冯从吾(少墟，1557—1627)的关中书院讲学之后，关学逐渐走向衰微，到清初时已凋零至极，当时关学学者李颙(二曲，1627—1705)就说：“凤翔张鸡山先生，明季理学真儒也。……与长安冯少墟先生同时倡道，同为远迩学者所宗，横渠、泾野而后关学为之一振。两先生殁而讲会绝响，六十年来提倡无人，士自辞章记诵之外，不复知理学为何事？两先生为何人？”[1]222又说：“关学不振久矣。……若夫留意理学，稍知敛华就实，志存经济，务为有用之学者，犹龟毛兔角，不但目未之见，耳亦绝不之闻。”[1]17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二曲与其弟子王心敬(丰川，1656—1738)等人开始努力振兴关学，而在清初关学复兴的这一过程中，时任陕西提督学政许孙荃等人积极支持与提倡亦功不可没。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清初陕西学政在关学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关学与地方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刊刻关学著作

从明代以来陕西提学使就在关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其中尤以杨一清、王云凤、何景明、唐龙和许孚远最为著名，他们通过建设书院和提倡理学教育，以及亲自为书院诸生讲学等，深刻地影响了明代关学的发展。[2]到了清初，陕西提学使对关学的影响仍然继续存在，特别是对当时关学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与明代陕西提学使主要是通过书院建设和学术思想来影响关学的发展不同，清初的陕西提学使则主要表现在刊刻关学著作和表彰关学前贤、弘扬张载之学等方面。

从现存关学著作来看，明清时期有不少关学学者的著作已经佚失或部分地散佚，如明代的段坚、张鼎、薛敬之、王承裕、郭郛、王之士，清代的康吕赐、蔡启允、王巡泰等人，导致我们今天无法具体了解这些学者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关学研究中的一大遗憾。因此，在关学的发展过程中，关学著作的刊刻、保存和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方面，清初的陕西学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康熙十二年(1673)，安徽歙县人洪琮出任陕西提督学政，到任后不久他就前往重新修复的关中书院拜访正主持书院讲学的李二曲。当时李二曲刚完成了《冯从吾集》的汇辑与整理，于是就请洪琮加以刊刻。冯从吾是晚明关中著名的学者，其主讲的关中书院与顾宪成(泾阳，1550—1613)、高攀龙(景逸，1562—1626)主讲的东林书院并称，与冯从吾同时的江右王门学者邹元标(南皋，1551—1624)说：“华岳萃嵂造天，黄河鸿洞无涯，代有巨儒，横渠之后，明有仲木，今有仲好，可称鼎足，可以张秦，亦可以张明。”[3]12但如此重要的学者，其著作在清初就连关中士子也很难见到了，而原来保存于关中书院的刻版也在明清鼎革之际因兵燹而遗失。冯从吾的后人曾花费十年左右的时间才搜购到一部，但因经济困穷，无力刊刻，故其书也就无法得到广泛传播。冯从吾之孙冯澄若在《冯恭定公全书跋》中说：

先祖《恭定公文集》传世已久，其版藏关中书院。兵燹后，遗失弗存。澄若等鬻田购搜，十年始获一集，而力之刊不果，遂无以应求者，夙夜怀恧焉。今上龙飞十有二年，值总督鄂大宗师首倡道学，上接周、程，延中孚李先生率多士讲学关中书院，复立先祖木主于中天阁下，慨然垂问前集，而邑父母郭遂以实对。蒙愍全书湮没，传之不永，因谋之督学洪宗师捐俸，重付剞劂，阅二载乃竣。……康熙乙卯(1675)桐月，嫡孙澄若、溥若，曾孙续先、绳先仝识。[3]574

在李二曲的建议下，洪琮慨然拿出自己的一部分俸禄，于当年秋让人重新刊刻《冯从吾集》并为之作序(1)洪琮所作的《重刻冯恭定公先生全书序》，其文末题：“康熙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嘉平冬月，新安后学洪琮拜题。”(见冯从吾《冯从吾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两年后完工，从而不仅为后世保存下来一部十分重要的关学著作，而且也让更多的关中士子得以了解冯从吾和冯从吾之学，并进而为延续关学学脉、振兴关学做出贡献。

洪琮之后，安徽合肥人许孙荃(四山，1640—1688)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督学陕西。许孙荃为康熙九年(1670)的进士，他非常重视理学教育，强调德行先于文艺，反对士子只以辞章记诵、举业功名为学。在提督陕西学政时，他常与李二曲、王弘撰(山史，1622—1702)、李因笃(天生，1631—1692)、李柏(雪木，1630—1700)等关中学者相往来，其中尤其推崇李二曲的学问。许孙荃说：“中孚李先生崛起周至，其言以躬行实践为基，反本穷源为要，嘉惠后学，开导迷津，阐往圣之心源于浸昌浸炽之会，斯真可与弇山鸣鸟同昭盛世之光华。”[1]393而李二曲对许孙荃的督学理念和教育方法等也深为敬佩，称其：“政崇风教，加意理学，行部所至，寤寐名贤，存者式庐，没者阐扬，表前修，风后进，启佑关学之意甚盛。”[1]222因此，李二曲不仅积极配合许孙荃表彰和弘扬关学，而且还多次建议许氏以“明学术”为匡时救世第一务，以及以“明体适用”作为诸生之导向，使之躬行实践，学期有用。[1]172不久，许孙荃得到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认真阅读之下，认为该书能使学者“反身循理，致知力行”[1]394，属于明体达用之学，于是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冬捐俸刊刻此书，并为之作序。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222/5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