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理学关学的交会冯从吾文学观的融摄维度

“出则为真御史，退则为真大儒，是本朝孔庑间第一流人物”(1)参见陈继儒《冯少墟先生集叙》。的冯从吾，是明代关学举足轻重的承继者，李颙称赞他“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2)参见李颙《二曲集·答董郡伯》。。兼之会通朱陆的理学旨趣，使其成为关学史与儒学史上光辉耀人的重要人物。诚如翟凤翥所言：“先生之学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功夫，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以出处辞受一介不易为风节……论者谓杨伯起、张横渠、吕泾野诸夫子而后，一人而已。”(3)参见恭定《冯少墟先生传》。当然，自称“素不娴古文辞”(4)参见冯从吾《少墟集》卷15《答吴继踈中丞》。的冯从吾亦不乏诗文之作，并从中显露出心学、理学、关学多维思想的面影。“不娴古文辞”的自我定位一方面暗示了其不以诗文为意，而以理学为本的思想旨归；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他不事雕琢文字、达意尚质的文学倾向。有鉴于此，受张载、程朱、阳明学多重浸淫的关学大儒冯从吾，其文学主张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他在其中又如何折衷、取舍，融贯浃洽，有必要加以推阐。

一、做圣人易，做文人难

优入圣域，一直以来是儒家知识分子期望达到的理想境界。随着宋明理学的产生，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郁的兴趣。不过，对于穷索外物以尽理的程朱理学来说，优入圣域终因外物无穷、难以格遍而成镜花水月的幻影。但是至陆王心学，他们承继了孟子的心性学说，通过明心见性、反身内索的功夫论，在化德性为德行的具体实践中，找到了一条简便易行的成圣之路。在他们看来，成圣不仅为可期之事，而且是容易达成的一个愿景。对此，我们从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到王阳明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5)参见王守仁《答顾东桥书》。，均可了然。当然，对儒家心性学说有专门钻研的冯氏显然更倾向于此，其尝言“若是肯去好问好察，肯去隐恶扬善，肯去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则舜孔有何难为”，进而高树了“做圣人易，做文人难”[1]237的理论宣言。这里冯氏将做圣人与做文人对举，虽然其意图在于劝进众人以殚精竭虑为文之心去做修行成圣的功夫，但是对二者难易之辨的论定不仅宣露了冯氏在阳明心学影响下的话语言说旨趣，而且故意推举“做文人难”的高标，一方面显示了他认为时人即使苦心钻研，文章成就也难以超越古人的事实：“吾侪自入馆来，朝而诵，久而讽，行思坐想，何尝一息不在诗文上用功，其诗文何尝一息不在班马李杜上模拟，真可谓殚精竭力矣！试自反之，其诗文视班马李杜竟何如邪”[1]237-238；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他深刻的文章志道体悟。

冯氏《少墟集》将文人创作的文章大体分为多能与博文两类，而要想成为一个合格文人，显然不能瞩目于游艺功夫的“多能”(炫辞一类文章可归于此)，而应倾心于志道功夫的“博文”。具体来说，“多能是游艺功夫，博文是志道功夫，不可混看。多能是艺，如射御钓弋之类，故曰：吾不试，故艺。博文是讲明道理约礼，是体验身心。此圣门精一之学，原自与多能不同。博文不是在艺上博，虽俯仰宇宙上下古今，只可谓之博文，不可谓之多能，博文与多能盖道与艺之别也”[1]62。这里，冯氏着重辨析博文与多能，可见其对承担志道重任之“文”的重视，对孔子“博学于文”的强调不仅暗含了不是所有的文章都为冯氏所关注，而更多地指向四书五经一类，而且博文与游艺的分歧又进一步将泛滥于文藻、章句的博文趋向做了澄清，进而明确了博文的进路在于明道约礼，这不但与穷索外物以尽知识的程朱理学不同，而且与晚明以来的博学风潮做了划界。当然，这显然也有着现实的指向。时至明代，尽管程朱理学由于官方推举的至高地位而风行天下，但是这时的文却并没有因为程朱理学的炽盛而走向文道合一之境，反而文、道逐渐趋向于离崩，以致时人每有“文佞”之谓，如张恒曰：“近世以古诗文名家，若秉华轮策。……惟意之雕琢，则燕石为珪璋；惟口所吹嘘，则枯荑为兰芷。文愈多而质愈漓，言愈工而道愈远。……文溺心，华胜实，酬应夺志，此近世文人之通患也。”[2]可见，此时的文人大多将文作为谋名获利的手段，而鲜少去涵养停蓄，“讲明道理约礼”，以故“文愈多而质愈漓，言愈工而道愈远”。冯氏对此亦洞见尤深，其《与友人论文书》曰：“今人为文，其主意与古人异，古人为文，主意在发理而翼圣；今人为文，主意在炫辞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读理学诸书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辞，故不得不剽取《国策》《庄》《列》以涂人耳目。”[1]252这样的文章即使再多，也只属于多能一类，不符合冯氏心目中“博文”志道的文人标准。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418/5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