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理学与史志关系的典型例证高陵县续志

熟悉白遇道其人，源自由陕西省文史研究馆、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的《关学文库》整理出版工作；而了解白遇道基本生平，则与读曹冷泉(1901—1980)所撰《陕西近代人物小志》有关。民国三十四年(1945)，曹氏所推介的近代陕西名人，就包括了“清麓学派”创始人、三原贺瑞麟(号复斋，1824—1893)和“烟霞学派”创始人、咸阳刘光蕡(号古愚，1843—1903)等。刘古愚以陕甘味经书院为阵地，致力于洋务实业和维新教育，“独截众流应世运，巍然百代振儒风”；而贺瑞麟以正谊书院为阵地，倾心于儒学教育和礼教推广，“复斋高节配前贤，笃守程朱壁垒坚”；两人的共同选择在于都从事书院教育事业。民国以后，刘古愚弟子遍布西北各地，军政商学各界人数众多，大都成为国之栋梁，文化翘楚，而贺瑞麟弟子秉持礼教，守正纳新，也不乏佼佼者。其中，白遇道(1837—1926)，字悟斋，号心吾，改字五斋，晚号完谷山人。他作为“清麓学派”的高足，在政学两界拥有广泛人脉，故被纳入近代陕西名人之列。白遇道晚年自营生圹，引得曹氏如此置评：

先生高陵人，清翰林，官甘肃兵备道。清室既屋，解组归高陵。年七十自营生圹，九十始归道山。先生风度伟岸，而胸怀坦夷，为清麓门下高足。

据文献知，白遇道“先世自山西洪洞迁陕西之高陵，占籍焉”。清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五年(1879)丁父忧。六年(1880)，应请纂写《高陵县续志》，次年成之。十年(1884)，起复回京，仍供职翰林院。十一年(1885)，为山东乡试副主考。十五年(1889)回陕，主讲关中书院。二十一年(1895)，参赞甘军营务。二十三年(1897)，随甘军入卫京师。二十四年(1898)，超授甘凉兵备道。三十三年(1907)，代理甘肃按察使。宣统元年(1909)，改任巩秦阶道盐运使。旋因世变回乡，闭门著书。民国十五年(1926)寿终正寝，享年九十。葬县南杏王村。其著述除《高陵县续志》刊印外，尚有《重订泾野子内篇》《馆课诗赋偶存》《完谷山人馆课诗钞》《完谷山人馆课赋钞》《完谷山人课蒙小草》《完谷山人呓语钞存》《摩兜坚斋汲古集联(六种)》《白悟斋时墨辑》《安贫改过斋杂著》等，而馆课诗赋、楹联创作和理学研究，均是其用力专注的重要内容。其《白遇道集》的标点整理，虽未被纳入《关学文库》序列，但经白金刚等校点整理，已在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光绪十四年(1888)首梓、现将重印的《高陵县续志》，作为白遇道中年的重要著述之一，从桑梓文化和县情梳理等角度，颇可代表他作为理学家—政治家的思想观念。对此加以整理与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白遇道的县志体例，虽非首创，但也不乏新意。当时白遇道视野中有两位高陵人的著述思路：一位是明代的吕柟，另一位则是清代的樊景颜。吕柟(1479—1542)，字泾野，高陵人。史称“理学名臣，辅世鸿儒”(《重纂高陵县志纪事》)。《明儒学案》著者黄宗羲称道：“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者。”(《明儒学案》卷首师说)其所修纂的《高陵县志》，与康海之《武功县志》、马理之《三原县志》 “允堪鼎峙，推一邑信史”，曾被誉为秦中十大名志之一。明嘉靖中叶，吕柟与其太学同窗马理一道，应陕西巡抚赵廷瑞之邀总纂《陕西通志》，从资料汇集到发凡起例，初期贡献尤大。白遇道《高陵县续志》继承先辈的遗志，不但体现在史志传统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理学精神方面，与其师贺瑞麟所纂《三原县新志》的学术互动，颇堪引起注意。概由于此，跨代的理学家参与史志著述，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即关中理学与史志著述的关系问题，并需对下列几个相关命题做出思考和回答：

首先，关中学者的理学传统，其基本特点与基本格局何在？一般认为，理学与心学对称，理学以程朱之学为主，而心学以陆王之学为主。而关中理学远承张载关学，大抵以程朱之学为根底。譬如明代新关学思潮的核心流派——三原学派，属于薛瑄河东学派的“别支”，这与后来盛行的阳明王学大相径庭。明代陕西投身史志修纂的马理、吕柟、康海、王九思、韩邦靖、孙丕扬、乔世宁、刘九经、胡瓒宗、赵时春等人，或是理学名宿，或是文学先驱，或是经济干臣，其重视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共同特色非常突出。这种问政辅政意识，值得注意。

其次，这种理学传统对于史志著述的影响如何？其史志著述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评价？在某种意义上说，理学核心在于哲学，在于伦理学，在于儒家道统，在于道德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这些理学中人的史志著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守望了这一底线？应该说，真正谈玄思辨的学问，对于关中学者的支配作用并不显著，但以伦理学为基础的礼义之学、经纶之学却影响深远。特别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的思想观念，以及“学道胜于为官”(马理)的修养意识，均促使人们将道德话语体系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而地方史志中大量渗透着这一思想观念。他们在坚守史志体例和理学传统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系统思考。正如班固评骘司马迁那样，“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卷八十二《司马迁传赞》)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原则，正是对这种实录史观的精准概括。历代关中学者的历史选择，深受儒家思想传统的直接影响，勇于超越政治话语体系的遮蔽，而将道德话语体系作为寄寓思想的人文沃土，其瞻顾久远、穿越屏障的思想特点也很突出。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506/599.html